少女时，她是我们的青春同行者，那时她在电视上，热情纯真，朝气勃勃，那时大人们指着电视上的她，告诉我们要向她学习。一转眼十几年，新浪名人博客上，前十几名都是近年新贵明星，只有她，是16年前就红过并一直红到现在，而且红得宠辱不惊的一个女人。
鲍伯-迪伦唱过，一个男人要走上多远的路，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。至于杨澜，她可以告诉所有的女人：一个女人，要走上多远的路，才能找到自己。
那些挫败告诉我的事
三月份她跟孩子滑冰，摔伤了尾椎骨，只能站不能坐。伤势愈合之前，她就那样站着主持了5场“天下女人”，更来回飞了20个小时，到英国为“杨澜访谈录”采访安妮公主和莎拉〃布莱曼。采访时说到这个，她摇头：“不是你想像的那样，需要很大的意志力，完全不需要。”——她否认的快速而坚决，她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说太多煽情的话。
因为她不需要廉价的敬佩，因为在工作上，她流露过比这更大的意志力。 1998年凤凰卫视“杨澜工作室”、2000年创立“阳光卫视”、2001年出任北京申奥形象大使、曾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富有女性并做封面人物，她的荣耀越积
越多。“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，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，做了主持人，我就要求导演：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台词？写了台词，就问导演：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编辑？做完编辑，就问主任：可不可以让我做一次制片人？做了制片人，就想：我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？负责了几个节目后，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？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，加到阳光卫视，我知道了，人生中，你的比较优势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。”
阳光卫视是她人生里第一次也是最大的挫败，从小受到的教育是“绝不放弃”，但是当大方向判断有误时，这份努力只会让她越付出越痛苦。在接近两三年的时间里，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怀孕了还坐在谈判桌上跟人谈判。“有人说，战士和商人不同，战士坚守阵地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，而商人就像臵身于一个舞厅，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。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。”可是公司仍然亏损下去。有时候出去旅行，她就会走神，想，这个事是别人没办法帮你解决的，而且你还要养活那么多人，动辄就是几十人几百人的事，责任感是更大的一种压力。
在现在说起当年那种沼泽时期，她的声音和表情很平淡，这样一个女人，是喜和怒都不立刻表现在脸上的，只有一个细节，透露出那个时期她的彷徨和无助：“我的感受对别人不会表现出来。只有对先生，我会敞开。那时候，我们俩会一块儿谈，谈到早上4、5点钟。他说你一定要放弃，你一定要战胜自己的感情。” 一个又一个长夜过去，看到黎明，决心放弃，决心承认失败，决心做一个决定——这些长夜里曾经惊心动魄的思绪，在今天谈起时，化成了一个结论: “一个人适合做的事情是很少的，你把自己的那几件事干好了就足够了。”
但是，“这不就是人生的必由之路吗？”她看着我，笑的很诚恳，也很坚持。
那些爱情告诉我的事
如果用植物比，杨澜类似莲花，虽然美丽，但绝不会让同性别的女人嫉妒，因为她的美里面没有侵略和攻击性；如果用气质比，杨澜是美而不妖的女人，虽然生来一张适合上镜头的巴掌小脸，但她眉目间的清气营造着一个适中的距离。对这样一个女人，你几乎不可能想去伤害她，所以，当问到先生，她笑着说：“哼，不想说，不想说那么多关于个人的事”的时候，我几乎以为这一部分将会缺失。 “您曾在博客上写过：婚姻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孩子，不是金钱，而是精神上的共同成长……”由这个问题，打开“爱情”和“婚姻”的闸门，杨澜先是惊讶了一下：我还写过这样的话啊？然后有些不好意思：是不是特别小资呀？ 对于她和吴征，从结婚创业后，风波一直未停。假文凭质疑、阳光卫视的亏
损和卖出、上了慈善榜后更加大的一轮舆论袭来，这么多的风雨里，杨澜对爱情与婚姻另有一番体验。“爱情有时候也是一种义气，不光是说这个人得了重病，或者他破产了你仍然跟他在一起。还有另一种是，当他精神上很困惑、很痛苦，甚至在你身上发脾气的时候，你依然知道他是爱你的。
我也经历过很多困惑，但我先生就属于特别讲义气的那种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就要跟你一块儿走。这种力量是蛮强大的。当你走过那段时，回过头你会特别感谢那个人。因为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，往往会说一些伤害对方的话，对方如果更在意自己的感觉，就会觉得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还来伤害我？我不管你我走了。那时候很容易做这种放弃的决定。但如果对方明白：虽然你说这种话对我不公平，但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这时候需要发泄，并不是真心要说这个话，我依然爱着你，我还是要拉着手跟你走。我觉得那是非常强大的力量。”
她说着“我依然爱着你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小女人的羞涩情态，可是，杨澜永远也不会是一个小女人，对她而言，“相互欣赏的爱、说个俏皮话儿、一起玩儿的爱是很可爱的”，但是更珍贵的是风雨同渡的侠骨义气。
那些孩子告诉我的事
2006年春节过后，杨澜决定要带孩子滑冰。先生很理智地反对着，但是杨澜冲先生说：我的孩子怎么能没有跟妈妈一起滑冰的记忆？！
带着孩子来到滑冰场，杨澜觉得自己不能光站在旁边，光是鼓励孩子别怕——“那时候也有点愚蠢。”她笑自己。后来的事，杨澜的粉丝都在她的博客上看到了。她摔伤了，坐飞机要坐在一个游泳圈般的小圈圈上飞10小时，很疼。 她是一个理性多于感性的女人，却也是一个母亲，身为母亲，她时刻在爱他们的感情和理性之间平衡。
孩子告诉她，当妈妈，要用很多的理性去战胜感性。“虽然跟孩子一起，一定是爱大于一切，但是，你也要考虑他们的心理，你也要动脑子，我的儿子性情很急躁，什么事情，他做了一会儿没做出来就会发一顿脾气，当妈妈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呵斥他：别摔东西，别欺负妹妹。但后来我想，这个时候你要战胜你的冲动，因为就算他被你呵斥住了，但是他心里的情绪依然没得到发泄反而更压抑了。你要压住自己的火气，尽量用温柔的方式去疏导他。”
第二件跟孩子学到的事情，是道歉。很多职业女性最难处理的是家庭和事业的平衡。杨澜不觉得自己分配的很平衡，她只是说“我尽力了。跟孩子每天呆三个小时还是八个小时的确不能量化，但作为母亲，尽力了孩子是能体会的。你想办法缩短工作时间赶回来跟他吃一顿饭，或者就算是班级里的演出你也坐在下面看了，孩子是很通情达理的，他们能感觉到你爱他。”——但毕竟还会错过孩子的一些重要时刻。每次她出差，两个孩子都会站在杨澜面前，像法官一样审问她什么时候回来，如果飞机晚点了，这个时候，“要态度诚恳地跟他们道歉，他们会谅解。”
第三件，是家居风格的改变。杨澜亲自给上海的家做过装修，那时候，她喜欢的风格是现代的东方色彩，“最近我又有点回归古典了，我对不同的布料有兴趣了。我觉得家里不能都是冷的、硬的东西，家里有小孩，我希望他们在家里任何一个沙发上都能躺上去玩。前几年注重的可能是看上去好看，现在强调的是用
着舒服。”
那些朋友告诉我的事
杨澜没有“全女班”的女性朋友，她大概永远不会做的事之一，就是跟一班女性朋友喝着茶聊老公。虽然杨澜是个非常女人味的人，但是她的思维更偏重中性，就像她穿衣服更喜欢中性、帅气的打扮一样。
在选择朋友上，她有智力倾向，她喜欢智力上的碰撞，而非情感上的倾诉。这一点，她更像一名男子。“我不喜欢跟别人在一块儿讨论恋情。原来在上海的时候，跟余秋雨和陈逸飞是特别好的朋友，我们从来不记得相互送过什么礼物，但是隔一段，就想着约出来聊一聊了。”
“我有一些企业家的朋友，我欣赏生意做的特别好的人。想在中国这种基本是人治的国家里生意做大并强壮，一定是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的人，他们懂得遇到恶棍了怎么办，遇到文人怎么办，遇到官员了怎么办。”
难道像她这样的人，也会有遇到恶棍流氓的经历吗？她笑：“对啊！比如我，遇到流氓我就不知道怎么办，我的教育背景里就没有这一块。你突然觉得，你搜索遍了你的经验，没有一点点的应对办法。但是我很钦佩我的一些朋友，比如史小燕，她既有对艺术的鉴赏，也有对市井文化的了解。你开一个店，各色人等都会来，找茬的、讹诈的，你都得会应付啊，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”
所以，对这样一个外表纤弱内心刚强的女人来说，像《绝望主妇》里那几名绝望的女人，就得不到她的同情，被问到这部热门美剧，杨澜有些不屑：“那几个女人都是太闲了。忙起来就不会这样。她们遇到的不都是恋情问题吗？”——在这上面，杨澜没有太多的同情心。
那些杨澜告诉我的事
让她用几个词概括自己，她想一想，慢慢说，“人能了解自己，那是最大的智慧。”
“我这个人喜欢单纯。给我特别复杂的人事关系，我就会烦躁不安并且失去判断力，我喜欢跟单纯的人交往，不喜欢复杂的事。这是我的优点也是缺点。 我觉得我还是很勤奋的。同时，我能够一如既往地勤奋，说明我还是热爱我现在做的这件事；我善于跟人沟通，做主持人其实就是做沟通和讲述。这两项我还都擅长。我还是有我做人的原则和比较强的正义感。就是这样吧。” 某杂志约她给十年后的自己写封信，她老老实实地写了，杨澜的文笔绝不华丽，反而有些像小学生作文般的朴实，然而她的行文却极有力度，那不是小女人
随笔可以盖得过的力量。
她希望十年后自己拥有平静心情时，也不要把对世界的好奇心丢掉。你能看到，在理性思维覆盖下，一个像小孩一样微笑的杨澜。
她的好奇心，表现在在先生飞到德国看世界杯的周末，十年没有下厨的她，决心跟孩子一起做次饭。讨论食谱、去超市，比较超市蔬菜和家门口的差价、给孩子灌输价格概念，跟儿子顺便做两道数学题，然后，回到厨房，三个厨房新手，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次大餐，这一切全被她拿着摄像机给录了下来——虽然大餐的味道有点咸，可是你能从叙述中感染到她的开心。
好奇心还表现在，她最近看一本物理的科普书看上了瘾，采访中，杨澜忽然大段引用着背着里面的段落，然后说: “昨天我看外国的电影频道，关于霍金的电影，最后他抬头看着天，说，我们人类在宇宙里其实渺小之极，但人类居然有能力理解宇宙之大，这不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事吗？”她热切地看着你的眼睛——这个采访居然是在这样的话题中结束，那一瞬间，你被她的热情和诗意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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